1622亿元，这是2013年A股上市公司重要股东的套现规模，它刷新了中国股市年度减持纪录，数额比肩该指标2012年和2011年的总和。减持盛行的背后是一幅中国资本市场图——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矛盾冲突、一股独大的公司治理结构、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伴生问题，甚至是制度设计的盲目和短视。来自大股东的减持之手，似一道警示牌，“冷峻”地提醒着熙熙攘攘的市场和来来往往的监管者：改革的路还很长。

春节假期刚过，李嘉诚第一时间减持了在A股里的唯一资产，这一举动让本已在聚光灯下的减持更加受到关注。作为李嘉诚旗下长和投资持有20年的一家公司，长园集团自2013年以来已遭到这位大股东11次减持，套现金额超过16亿元。

此刻，环顾A股，满是减持之声。截至上周三，在2014年有限的26个交易日内，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减持套现已超过205亿元。根据Wind提供的信息，在不考虑IPO开闸后出现新股解禁增量的情况下，2014年的限售股解禁规模预计达到1345.5亿股。对于广大股民来说，2014年等待他们的又是一场对抗减持黑手的硬仗。

产业资本长期坐镇“空头”军帐，市场要何去何从？

这一问不仅来自中小股民，从去年开始，机构投资者已然发出了——“市场最大的空头是上市公司”的感慨。部分高管股权套现所得不仅超过个人年薪，甚至抵得过公司首发上市的融资规模。在2013年波澜壮阔的减持潮中，海康威视副董事长龚虹嘉以其个人和所控制的公司名义，累计减持海康威视17次，套现46.8亿元，远远超过这家上市公司2010年初登A股时的首发募集资金34亿元。

从产业控股方到战略投资者，从董事长到部门总监，上市公司关键股东减持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形成了资本市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5年里， A股2009年至2013年以“大股东减持”的方式向市场提供现金支持5726亿元。

减持盛行令市场顿生警惕，减持背后的“助推力量”更值得我们关注。分析减持阵营的结构不难发现，来自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小股票”是产业资本和高管们减持的主力军。同样在2013年，两市共出现8648封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减持公告，其中体量最小、仅占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量14%的创业板，在减持公告中的占比却跃居首位，接近35%。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金融资本在2013年对创业板给出了极高的估值，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不畏高价、疯狂买进创业板个股，联手捧出包括中青宝、网宿科技等一大批强势个股，联手导演了创业板小牛行情。

对于同一块资产，金融资本的高歌猛进与产业资本的加速出逃形成鲜明对比。在机构投资者给大股东减持铺路的同时，两类资本对于股权资产价值预期的分歧愈加明显。在产业资本心中，慷慨的金融家们给出的价格已提前透支了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果断“放弃手牌”，更像是一种“集体套利”。当然，伴随两种资本力量的分歧走向极端，“泡沫”的破裂或许为期不远……

除了金融资本为产业资本出逃提供机会，另一个因素也在帮助产业资本减持。在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收益曲线上，现金相对于股权处于更加强势的地位。通常来说，风险较高且流动性相对较弱的股权，应具备比现金更诱人的收益前景，这才算一场公平的较量。然而在我国，由于大盘长期疲弱以及上市公司分红力度偏弱，股权资产的增值效应被大打折扣。但风险资产收益率暗淡的同时，随着央行去杠杆化提速，银行系统资金紧张，市场内无风险收益率却在飙升。

与此同时，一股独大的公司治理结构则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让套现后的大股东们仍能牢牢掌握控股权，而不必担心减持后遭遇“后院着火”。由此，除了从减持价格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约束大股东减持行为外，还要采用治本的策略——真正捋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变“一股独大”的局面。

加强对恶意减持的监管已经进入监管层视野，重要股东减持甚至成为监管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中介目标”。去年年底公布的“肖钢版”新股发行改革方案中，对于IPO顽疾——高价发行和超募发行，证监会皆以减持作为调控手段。对于新股定价过高问题，证监会亮出了“严把减持价格”的杀手锏，一旦公司股价低于发行价，股份限售期将有不同程度的延长；对于超募发行，他们则采用关乎老股减持的“存量发行”方案。

但后者正中产业资本的下怀。难产14个月才重启的IPO，中途却意外淹没在“老股减持”的浪潮下。计划融资8.6亿元的奥赛康，推出规模接近32亿元的控股股东减持方案，充分暴露了发行制度设计的短板。

退一步说，相比减持盛行，市场更无法容忍催生减持的土壤。由于IPO人为管制所构成的科技股稀缺性、由于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不足而造成的风险收益曲线扭曲、由于公司治理结构漏洞所形成的减持保护伞，以及盲目推进改革而形成的制度短板。

不根治减持存在的制度短板，一双双减持之手掏空的就不仅是A股市值，而是投资者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