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曾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经济改革统领，涉及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治理、财税改革、城乡一体、对外开放等六个重点领域，拉开了此轮改革的序幕。
实证研究表明，历次三中全会之后，三中全会后5年比之前5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提高2-3个百分点。本次改革如果顺利推进，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可能提高1-2个百分点，这将有可能扭转当前经济持续下滑的局面，开启新的一轮经济上升周期。
改革造就超级牛市。著名的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曾经在他的全球投资建议中总结到，“那些在经济和政治开放程度上的得分很高的国家，增长率要比静态和封闭的国家好的多”，投资机会来自于“侦查出哪些国家能够达到使美国繁荣发展的那些理念和原则的标准，即不受束缚的经济和自由市场”。从国内、国外的历史案例来看，数次重大政府政策面向市场化的调整释放出的制度红利无疑是促进经济发展、企业腾飞、资本市场上涨最重要的因素，也印证了罗杰斯的投资逻辑。
例如，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尽管当时A股市场尚未诞生，但毗邻内地的港股市场无疑是最大的收益者，78年至80年间，恒生指数涨幅超过3倍。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新一届政府推动结构升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加入世贸组合后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增长周期，03至07年上证指数涨幅超过3倍。美国80年代股市走牛，标普500指数涨幅超过3倍，背后的经济基础也来自于80年里根上任后，推行了所谓的“里根经济学”，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空间(例如取消航空、电信、电力、运输等行业市场准入的禁令)，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各方面的积极性，摆脱停滞和膨胀，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如今，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将带来资本市场的价值重估过程得以延续。我们认为，与资本市场相关度最高的改革包括但不限于：
(1)金融领域：地方债务改革的系统性推进，囤积在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上的风险将分散，剥离出劣质和风险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手段以及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盘活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沉淀了大量的固定资产。
(2)中国的“资本输出”战略：2009
年之后，产能过剩压力和对于未来的悲观预期，导致了周期股估值水平的急速滑落。但是，过剩产能不等于落后产能，中国在众多基建、机械制造领域上的产业优势，可通过国家战略，输出资本来满足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进而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国的建筑、工程机械、高端装备制造、军工等产业，都将受益于中国的“资本输出”战略。
(3)国企改革：中国经济大变革的战略性环节，国企存量资产超过50
万亿，通过混改、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管理层激励等方式增加国企经营效益，这将有助于国企股估值的系统性提升。基于A股实证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实施之后，一到两年中，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业绩成长都会有显著提升，股价相对行业具有显著超额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