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基金公司对券商的研究越来越不信任。“我们基本上不用券商提供的研究了。”深圳某基金公司研究部总监表示，“券商研究所对于我们的作用已经转变为同上市公司沟通的通道。”

　　基金公司和券商研究形成的佣金分仓商业模式随着新型基金的诞生而诞生；2003年价值投资成为基金公司主流投资方式后取得了快速发展；在2007年牛市之时达到高潮。但在2012年，这一模式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研究员的信任危机

　　“卖方研究员推荐的投资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这种水平让我们如何相信。”这家基金公司研究总监表示。

　　海外的一些投资机构正在逐渐将研究外包，但与之相反，国内的基金公司却在弱市中大量招募自己的研究员，以加强研究实力。

　　“我们今年招募了10多名研究员。”博时基金人士透露。

　　“这么些年来，我们的研究员数量只增不减。”汇添富基金人士强调。

　　行业内老大华夏基金研究员的数量超过170名，超过了大多数券商研究所的人数。而内部研究的加强势必对外部研究弱化。

　　说到底，基金公司对券商提供的卖方研究产生了信任危机。在2012年，一系列事件凸显出来。

　　比如，国金证券研究员和中海基金工作人员发生的肢体冲突就因为研究观点不合；比如嘉实基金拟退出“新财富”分析师评选。更有基金公司内部要求，投资不得用卖方分析师的报告。

　　说起基金公司对卖方的不信任原因，各个公司各有苦衷。

　　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研究部副总监称：“牛市中，卖方分析师推的股票成功率很高，但是在熊市中卖方推的股票失败概率很高。”

　　广州某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称：“2007年之后，券商分析师经历了大扩容，一些刚毕业的学生就当起了分析师，差的研究报告数量更多了。”

　　深圳一家基金公司研究总监则认为：“2007年之前的卖方分析师经历过熊市，但现在大多数研究员资历太浅。”更让这位研究总监恼火的是，研究员推荐的很多个股在报告发出后，接连下跌。

　　基于这些不信任，有基金公司将卖方研究视为参考；有些公司彻底抛弃；有些则增加自己的研究实力以提高鉴别能力；有些只相信个别研究员的报告。对于不同的基金公司，卖方研究对基金公司的作用虽有不同，但都在弱化。

　　商业模式求变

　　对于券商研究所而言，基金对其的需求弱化很可能成为自伤的武器。

　　“如果基金不那么相信卖方的荐股，也就不会产生更高的换手率，券商获得的分仓佣金也就会下降。”深圳一位做过卖方研究员的基金研究员表示。

　　今年上半年，基金分仓佣金下降25.6%，至20.68亿元或许就受其影响。

　　另一个影响则是基金在销售时同券商签订的隐秘合约如同一张废纸。

　　券商有时候为了获得更多分仓佣金，也会销售基金。这种销售的背书是销售量的数倍交易量。有些券商甚至要求交易量100倍，但大多数是在50倍左右。

　　“如同大人间开玩笑的娃娃亲，现在几乎没有基金公司能够实现当时和券商签署的协议。”有基金公司基金经理表示。基金会按照自己的策略进行投资，不会实现当初的承诺。

　　对于券商研究而言，收入下降成为必然。

　　但一些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研究总监向记者透露了许多券商研究一些隐秘的盈利模式。

　　比如，同上市公司、私募勾兑，推荐基金买入，中间获得好处；比如和基金内部人士勾兑，因为根据规定，基金投资必须有依据，研究报告就成为投资依据。基金经理为了拉抬某个股票，要求研究员写这个股票的推荐报告，于是基金经理控制的基金便能买入，早先埋伏当中的资金便能获益。研究员也获得当中好处。

　　而这些行为，都会损害基金持有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