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一位朋友告诉我，大成基金对于自己在重庆啤酒上面的损失并不善罢甘休，他们将采取行动。

　　我说，他们能够做什么呢？

　　有一家当时抛售了重庆啤酒的基金公司也是这样的判断。他们说，我们为何要和大成站在一起？即便站在一起，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如你所知，那一次股东大会最终如闹剧一场，就算大成一度拥有超过10%的股份，相比重庆市和嘉士伯也望尘莫及。

　　在过去的几年中，市场对于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正在变得越来越悲观。与产业资本相比，他们的票数不够、经验不足，他们的钱也不够多。

　　不止一位基金公司高管向我承认，年轻的研究员们很容易被产业资本所利用。他们能够做漂亮的数字模型，但却分不清貌似憨厚土气的上市公司高管们话里真假。

　　他们也不断遇到窘境，如双汇、格力这样的公司，机构投资者几乎都可以占据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八九席。在更多的公司，基金经理们孤掌难鸣。

　　几周之前，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想告诉你我对新股发行改革的认识。

　　他说，我觉得所谓的控制市盈率，目的并不在于要降低股价，而是要增加发行股数。在融资额一定的时候，为了令自己的市盈率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公司只能多发行一些股票。

　　他说，一定要有更多的流通股。如果一家公司只有25%流通盘，那么大股东永远牢牢控制着这家公司的一切，金融资本根本没有话语权，公司治理无法改善。

　　他说，如果你完全影响不了他们，你不能阻止他们隐藏利润、不能让他们分红、不能阻止利益输送，那你如何敢买他们的股票。

　　当然，在同一个逻辑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更加阴郁的故事。

　　被中国多家大公司奉为模范的富达基金，曾经因为强势介入上市公司的管理而受到争议。由于缺乏持仓限制，他们的钱足够买下一家公司的大部分股权、换掉董事会、更改战略、促成收购。

　　即便在A股，你也可以看到，基金公司指导自己重仓的上市公司剥离业务、开发新产品和适时发布公告。

　　你已经看到这条模糊的界限：关于所谓公司治理，我们并不是要讲一个如何站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