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钱立伟对本报记者表示，2011年美国经济在来自于政策层面的积极因素和来自于房地产和就业市场等领域的消极因素共同作用下，将延续2010年的温和复苏态势，预计可实现2.5%到2.6%的增长；英国渣打银行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李籁思对美国经济未来一年的整体预期是：虽已渡过最差阶段，但仍面临一段低于大势且徘徊在停滞边缘的增长，预期年度实际GDP增长率为1.9%；野村证券北美经济学家戴维?莱斯勒也认为，美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安全”的复苏阶段，但受种种强劲“逆风”影响，增长可能会“非常温和”，他的具体预测是2011年美国GDP增长2.5%。

三位专家的预测均低于美国官方认同的3%潜在经济增长率，表明美国经济要彻底走出泥潭仍面临较大压力。钱立伟认为，未来一年预期有助于提振美国经济的因素主要存在于政策层面。一是赶在去年底敲定的8580亿美元减税计划有望接棒过去两年间政府支出在刺激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即通过提振投资者信心来促进企业投资，进而缓解政府支出退出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压力。二是美联储的QE2将面临阶段性评估，如果失业率仍然高企（比如维持在9%以上）且通胀继续处于几十年低点（即低于2%），那么美联储可能会考虑延续QE2甚至启动QE3。虽然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和中长期风险尚值得怀疑，但短期看对美国自身经济复苏将起到积极作用。三是美国政府可能会下更大功夫去疏通市场，采取相关措施确保流动性能够从金融体系释放到实体经济中，同时提振房地产市场以消除投资者和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预期。

相比于政策层面的积极因素，美国经济未来一年面临的风险似乎更值得关注。第一个风险是存在于联邦、州及市政各层面的财赤与债务风险。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的市政和州债务存量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伴随市政财政收入的减少，如果大量债务到期时无法偿还，就可能出现违约风险；同样，各州财政短缺问题也相当严重，多年的赤字积累，加之来自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减少，使得入不敷出已成为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州共病；在联邦层面，目前民主党与共和党已基本达成一致，即不会在2012财年的预算案中做大修改，减赤任务被推迟在经济明确好转以后。债务方面，2010年美国联邦债务规模高达1.3万亿美元，钱立伟预计2011财年这一数字也将在1万亿美元以上。“总体说来，财赤和债务问题应该是美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风险区，短期内未必爆发但却是中长期必须考虑的问题。”他说。

第二个风险是房地产业对实体经济的拖累，这也是三位专家都提出的担忧。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虽有企稳迹象，但只是不再扩大颓势，转好迹象仍然难见踪影。专家认为，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事关重大，是因为经过第一轮增加政府开支即由政府扮演投资角色之后，目前美政府正试图通过减税等手段来将刺激经济的策略转向由私人接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房市无法盘活，则将继续拖累宏观经济，从而打压企业与消费者信心，抑制私人投资与消费，令美国政府的新一轮刺激策略落空。与此同时，如果房市持续走弱或者恶化，那么“两房”问题将进一步凸显，甚至有可能将美国经济再次拖入陷阱。

第三个风险是就业。三位专家均预计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不会超过3%，而事实上即使是达到这一水平的增长，也仅仅能够将失业率稳定在当前水平，但不会下降。因此，专家预计2011年年底美国仍将维持9%左右的失业率，而这会和房市一样，影响消费和投资。事实上，高失业率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目前的最大问题。钱立伟表示，相比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那次衰退，本次美国经济衰退程度深、复苏慢，特别是房地产和银行这两大原有就业支柱坍塌凸显出美国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具体体现就是新增就业增长太慢，而受人口自然增长及家庭收入下降等因素影响，整体需就业人口却在增加。

第四个风险存在于金融体系。2010年美国总计有157家银行破产，较上一年有所增加。不过破产银行普遍规模相对较小，表明存在于这一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基本可以消除，但同时也提醒人们关注其中小银行的破产潮，特别是这种风险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的拖累作用。目前美国的大银行出于风险考虑不愿放贷，即使放贷也不愿面向中小企业贷款，后者融资主要依靠中小银行贷款。中小银行的破产风潮如果持续下去，无疑会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匮乏，而后者无论从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还是提供就业岗位两个层面来说都不容忽略。

除上述三个主要风险外，戴维?莱斯勒认为，2010年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医疗与金融领域改革法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雇佣与投资；家庭去杠杆化的持续也将限制消费并加大房价下行压力；在不能确定私人投资者能否接棒的情况下，政府财政刺激的退出可能对经济构成拖累，因为各州和地方政府迫于赤字压力可能会进一步缩减支出并减少雇员。

种种风险决定了2011年美国经济不太可能出现让人惊喜的增长势头，而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基调。因为在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胀压力而被迫紧缩的同时，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权重有所加强。除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引人关注外，美国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国内政策也将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这其中既包括其出口翻番政策可能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包括QE2政策带来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以及新兴经济体因此面临的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加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