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全球通胀升温成为信贷危机真正的遗祸，那就必须密切关注全球各国央行及其政治监督者间的互动关系，以留意可能出现的政策变化。
 
过去两年来为了避免全球金融体系瓦解所实施的货币及财政扩张政策规模惊人，而随之而来的景气低潮也足以让那些对物价持最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们胆颤心惊。
 
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瑞士和瑞典等地指标利率均接近于零，而其中许多国家还积极地买进公债或印刷钞票，在三年前这些国家央行根本料想不到会落得如此局面。
 
再加上20国集团(G20)成员国政府为振兴经济而花费的支出达到其整体经济产出的2%，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物价上涨的担忧会如此大有市场。
 
通常被视为规避通胀风险的黄金，自2007年危机初露端倪以来其价格飞涨了近一倍。
 
的确，政府的刺激政策已经收到效果，至少从它避免了众人担心的经济崩溃，以及让金融市场自去年3月以来经历了一波流动性助长的强力反弹这一点来看，可以这么说。
 
但目前一大疑虑在于，央行是否会太晚退出刺激政策，以致于无法避免那些用于解除困难的大量资金和廉价的信贷驱动价格上涨，侵蚀消费者的购买力。
 
鉴于这些刺激政策的滞后效应变化莫测，政策“正常化”的时机原本就十分棘手。不过要求央行继续实施宽松政策的政治压力，对长期物价稳定的威胁恐怕要大得多。
 
对1970年代恶性通膨所作的研究显示，相比于央行官员的不称职，来自政界的干扰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斯坦福大学教授、前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次长泰勒(John Taylor)及美联储(FED)经济学家Andrew Levin在本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驳斥了许多对于为何40年前通胀预期会遭放任暴冲的许多理论。
 
多数理论将通胀预期失控的责任推给了美联储。罪状琳琅满目：僵化死守过时的薪资价格模型、对“自然失业率”和闲置产能数据的错误判读、不合时宜的做出利率决议。
 
央行充当“替罪羊”
但泰勒和Levin认为，所有这些理论都有错误，政治影响才是更大的元凶。
 
两人认为，只有到1978年的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案明确了美联储的责任后，在总统里根(Reagan)支持下，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沃克尔才能在1980年代力挽狂澜。
 
这篇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对大通胀)最站得住脚的解释是，美联储时不时地面临政治压力，而另一方面决策者又缺乏能够据以抵制这些压力的明文规定。”
 
不过，感到通胀祸根已然埋下的人们仍对政治影响问题忧心忡忡。
 
尽管经济数据暗示，目前多数国家的经济疲软足以抑制通胀，但人们对央行收紧政策时可能遭遇政治压力不无担忧。
 
下一轮危机或许是信心危机？
首先，无论是隐含通胀目标还是确切通胀目标，都可能因央行负起更多维护金融业稳定的责任而打折扣。举例来说，当碰到通胀预测显示需大幅升息，但升息会威胁国内银行业稳定时，情况会如何演变呢？
 
而更明显的问题是，许多政府背负着沉重债务，升息无疑会大大提高举债成本和影响国家预算。
 
甚至在还没走到这个局面之前，迫使央行继续买入国内公债的压力也将变本加厉。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新年报告指出，下一波危机或将是政府和央行承担公共债务上升并控制通胀的能力面临信心危机。